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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 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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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晋商银行——这家曾被视为山西省金融改革标杆的城商行，如今却深陷业绩下滑、股东撤离、资产质量恶化等多重困境。作为省内唯一一家港股上市银行，其面临的挑战不仅揭示了自身的管理问题，更映射出区域金融机构在经济转型期的普遍困境。然而，究竟是区域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晋商银行的困境，还是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

晋商银行2024年度财报犹如一声惊雷，震动市场。全年营业收入为57.91亿元，较前一年微降0.2%，归母净利润骤降12.37%至17.55亿元。这是自2019年上市以来首次出现营收和净利润双双下滑的情况。净息差持续收窄导致利息净收入减少，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也显著下滑，反映出其传统盈利模式已显疲态。分红政策的“吝啬”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信心。2024年，现金分红比例降至五年新低，仅为26.61%，远低于以往水平。这不仅反映了资本储备的压力，也暗示了对未来盈利能力的担忧。

面对这一系列不利数据，投资者纷纷选择用脚投票，股价一路走低。

进入2025年，晋商银行遭遇了股东“清仓式减持”的暴击。山西沁新能源集团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两大基石投资者相继清仓，套现约2.88亿港元。新加坡资管公司SINGAPORE ANKATU PTE. LTD在持股不足两个月后即抛售部分股份，显示出对长期价值缺乏信心。截至2024年末，晋商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已有三家退出，股权分散化趋势加剧，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逼近监管警戒线。这种大规模的股东撤离不仅是对晋商银行当前经营状况的质疑，更是对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悲观预期。

股东们的选择无疑是对管理层的一记重击，凸显了信任的彻底崩塌。

尽管不良贷款率微降至1.77%，但晋商银行的资产质量仍不容乐观。制造业不良贷款余额激增至11.28亿元，同比增长3倍，占全部不良贷款的40.5%。此外，该行还因贷前调查不尽职、虚增存款等问题屡遭监管处罚，累计罚款超200万元。这些问题暴露出内部风控体系存在系统性漏洞，亟需加强管理效能与风险监测机制。尤其令人担忧的是，问题贷款的结构呈现“制造业独大”特征，这意味着一旦某一行业出现问题，将对银行的整体资产质量造成巨大冲击。

晋商银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才能有效防范未来的潜在风险。

面对重重挑战，晋商银行并未坐以待毙，而是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通过建立零售客户在线运营体系、对公客户数字化营销体系等方式，大幅提升了柜面服务效能及贷后管理效率。手机银行注册用户同比增长11.5%，交易笔数同比增长9.5%，视频银行业务量同比增长61.3%，精准触达零售客户近200万人次。这些努力为提升客户体验奠定了基础，也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然而，数字化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晋商银行需要在技术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发力，才能真正实现弯道超车。

晋商银行亟须构建多维度的战略突围路径。首先，应重塑资产负债管理框架，优化存款期限结构，降低付息率；其次，聚焦战略新兴产业贷款，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再次，深化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行业景气度与区域风险联防机制；最后，加速零售业务数字化转型，依托本地优势拓展消费金融场景。同时，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探索配股、可转债等股权融资工具，优化资本结构，强化公司治理透明度，细化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披露，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

那么，究竟是区域经济的衰退导致了晋商银行的困境，还是内部治理结构的问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山西作为一个资源型省份，在经历了煤炭经济的鼎盛期后，正面临着艰难的经济转型。传统产业增加值占比从63.8%降至56.2%，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速虽超过15%，但全省GDP增速仅2.3%，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种“新旧动能转换时差”在晋商银行的财报中具象化为冰火两重天，煤炭客户不良贷款余额三年激增3.2倍至43亿元，而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等转型赛道信贷渗透率不足7%，绿色贷款占比仅4.5%。因此，可以说区域经济的转型压力或是晋商银行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内部治理问题同样不可忽视。高管高薪与银行实际经营状况之间的巨大反差，以及频繁的监管罚单，都暴露了内部管理的严重缺陷。特别是在风险管理方面，晋商银行的表现令人堪忧。例如，2024年该行因信贷违规问题成为监管“常客”，仅12月就因贷前调查不尽职、贷款资金回流、虚增存款等问题连收三张罚单，合计罚款130万元。全年累计收到11张罚单，涉及违规发放贷款、同业业务不合规等14项违法事实，罚款总额超200万元。这些问题暴露出内部风控体系的系统性漏洞，亟需加强管理效能与风险监测机制。

与山西其他银行相比，晋商银行的优势在于其作为省内唯一的港股上市银行，具有较高的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然而，其劣势也非常明显。首先是资本充足率的下滑，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从2021年的11.98%逐年下滑至2024年的10.18%，降幅达180个基点，主要归因于风险加权资产增速远超内源性资本积累能力。尽管该行于2024年发行20亿元永续债补充其他一级资本，但此类工具成本高昂且具有股息暂停支付条款，可能影响投资者信心，资本充足率12.84%虽满足监管要求，但距离监管预警线仅余2-3个百分点，制约未来业务拓展空间。其次是资产质量隐忧浮现，2024年不良贷款率虽然表面看似改善，实则暗藏隐患。细究其不良贷款结构，公司贷款不良率从2021年的1.65%攀升至2024年的2.19%，特别是制造业不良率从0.75%飙升至2.83%，采矿业从零不良突增至1.57%，反映出区域产业结构单一带来的信用风险集中度过高。

晋商银行的困境既有区域经济转型的外在因素，也有内部治理结构的内在问题。要走出困境，晋商银行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加快业务结构调整，聚焦战略新兴产业贷款，提高风险定价能力。其次，要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立行业景气度与区域风险联防机制，避免过度集中在高风险行业。最后，要强化公司治理透明度，细化金融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披露，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吸引更多长期投资者。 

晋商银行的现状不仅是单个金融机构的问题，更是区域银行在宏观经济转型期的缩影。面对复杂的内外部环境，晋商银行能否成功扭转困局，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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